——对党外朋友工作上要支持

    为了发展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，毛泽东不但亲自制定了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，还对具体的科学技术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，许多学科的研究都是在毛泽东直接关怀下发展起来的。毛泽东多次鼓励我国著名的遗传学专家谈家祯，要他大胆把中国的遗传学搞上去。
    五十年代初期，因我国的遗传学研究受苏联生物学理论影响较大，西方发展起来的现代遗传学，如摩尔根遗传学派等，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挤和批判。担任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的谈家祯，因其为摩尔根的嫡传弟子而不被重视。谈家祯心中很是苦闷。
    1957年3月，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，毛泽东到会作了重要讲话，并接见了谈家祯等一部分参加会议的同志。当听到介绍谈家祯的名字时，毛泽东用力地摇着谈家祯的手，亲切地说：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先生啊！你对我国遗传学研究工作有什么意见啊？
    看到毛泽东如此关心遗传学发展，直筒子脾气的谈家祯，毫无顾忌地谈起了前几年国内片面强调苏联米丘林学说，压制孟德尔——摩尔根学说的情况，也谈到了一年前在青岛召开的遗传学座谈会，谈到了自己对“双百”方针的认识和感受等等，他把心中压了许久的话都倒了出来。
    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着，不住地点头，然后表态说：“应该取长补短。”并鼓励谈家祯：“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，要坚持真理，不要怕。”毛泽东又说：“过去我们学习苏联，有些地方不对头，现在大家搞嘛，可不要怕。”
    毛泽东关于要大胆搞遗传学的谈话，使我国的遗传学研究工作出现了生气勃勃的崭新局面，对谈家祯更是极大的鼓舞，彻底解除了他思想上的负担。谈家祯的研究工作得以继续开展，复旦大学又重新开设了摩尔根遗传学课程。
    以后，毛泽东又几次接见谈家祯，每次都仔细地询问遗传学发展的情况。
    1958年1月6日傍晚，毛泽东派自己的专机到上海，专程将谈家祯等三位科学家接到杭州。在西子湖畔的一个幽静的庭院里，毛泽东与他们象老朋友一样，无拘无束地畅谈起来。毛泽东对谈家祯说：“谈先生，把遗传学搞上去，你觉得有什么障碍和困难吗？”当了解到遗传学研究工作还有许多障碍时，毛泽东用坚定的语气说：“有困难，我们一起来解决，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！”谈话进行到深夜。毛泽东邀他们共进晚餐，边吃边谈，餐后又继续谈，直到次日凌晨两点钟。
    由于毛泽东的关心，1959年，复旦大学成立了以谈家祯为负责人的遗传学研究室，1961年又扩大建立了遗传学研究所。谈家祯没有辜负毛主席的信任和重托，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从事微生物遗传学、细胞遗传学、人类遗传学研究的中青年遗传学工作者。从1962年到1965年，短短三年时间内，谈家祯领导的遗传所研究人员共发表了科学研究论文50多篇，出版了专集、译作和讨论集16种。外国专家评论并惊叹道：新中国的遗传学家们，正在急起直追！
    十年动乱开始后，作为中国遗传学研究权威的谈家祯再次被剥夺了研究权利，并被打成“反动学术权威”，下放到农村改造。
    毛泽东没有忘记谈家祯。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，毛泽东在讲话中点名要解放谈家祯，他说：“谈家祯还可以搞他的遗传学嘛！”毛泽东又一次使谈家祯回到了复旦大学。
    毛泽东在晚年已经重病在身的情况下，仍然念念不忘中国的遗传学事业。1974年，他托人给谈家祯捎口信，询问遗传学研究近况。毛泽东的关怀鼓舞着谈家祯在当时极为艰难的环境下，默默地夜以继日地研究遗传学。这位已愈古稀的老科学家不知老之将至，心中只有一个信念：一定要把毛主席关心的中国遗传学搞上去。
    毛泽东对我国科学事业、对谈家祯等科学家的关心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科学事业的重视。发展科学技术，离不开科学家，离不开知识分子。统战部门应发挥自己联系党外知识分子的优势，同党外知识分子交朋友，关心他们的工作、思想和生活，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科研条件和环境，使他们能更好地从事科研工作，把我国的科学事业搞上去。